昨儿雪夜喝了碗咸菜茨菇汤，颜色是混浊的暗绿，卖相不佳，味儿亦苦涩，我浅尝几口，皱眉，不愿再喝。
爸却一本正经道：“这个好！‘格’比土豆高。”我怔忪片刻，反应过来此话乃出自沈从文老先生之口，一乐。遂忆起汪曾祺老人的茨菇。汪老幼时对这东西实在没有好感，到了北京每见到却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家里人都不怎么爱吃，他便“包圆儿”了。
于是，心中生起一点点酸涩，想象着汪老独食茨菇的样子，他咀嚼的咽下的，不仅是一口口微苦的菜，亦是一份孤独的缅怀。
其实不单是茨菇，这半本《人间草木》，絮絮叨叨的，却总绕不开个“故乡”。汪老是高邮人，高邮盛产咸蛋，质细而油多，他颇以为傲。至今难忘文中那句描写：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也不知汪老抬手落笔间回忆起这么个诱人的情景，会不会同个半大孩子似的流出口水来。
还有街头巷里的炒米，糊锅巴磨的焦屑，春水新涨时初生的蒌蒿，记忆与味道交织一处，大概与羁旅漂泊时能将虚无缥缈的“乡愁”实质化，合着微咸的泪一并咽进肚子，还能于午夜梦回时溜回故乡的弄堂小巷，听卖马齿苋的年轻农妇一声绵长的吆喝。
孩提时，乡里有个客居台湾的老人返乡。想着那家大奶奶须做些精贵的小食来招待远客，于是整巷的娃子俱拥了去蹭吃。可不曾想，一桌子菜与汤，皆是乡人惯常吃的。香椿芽拌小豆腐、炒秋葵，佐酱焖的大排，一锅热气腾腾的辣汤：几片成丝儿的干豆皮、海带，炒熟的花生米、新腌不久的榨菜，几块萝卜、两把黄豆，在灶台上支个铁锅一齐炖了，末了再撒包胡椒粉，都是包子铺上一个钢镚儿一海碗的玩意儿，那老人吃了两口，却不觉间爬了满脸的泪。
少时总反复思索这食物里究竟有何能令人落泪的魔力，如今再一回忆，心里倒像是被一簇不旺也不灭的小火反反复复、仔仔细细地煎着，酸酸地明晓了些什么。
犹记《舌尖上的中国》大红时，总爱搬个小马扎坐电视机前痴了似的看蒙古族的妇女做奶皮子、奶豆腐，山西农村流水席般呈递上来的岐山臊子面，藏族老人用石锤一下一下打出来的稞饼、糍粑……每样食物已不仅仅是食物，而是一个地域民间文化、人文情怀的缩影。中华民族大概是世界上最注重“吃”的民族，因此不论是浙江麻花与天津麻花的甜咸之争，抑或是汤圆儿是滚是包的做法之论，都意味着对故乡原本饮食文化的捍卫与坚守，承载着沉进心底便再也搬不出来的“故园情”。
琦君老师有篇散文，名曰“粽子里的乡愁”。母亲包的各式粽子，她最爱吃的灰汤粽，及用灰汤粽治消化不良的民间疗法，给乞丐布施“富贵粽”的场景，对慈母的思念，对故乡绵绵不尽的爱，对世态人生的感慨，温馨悲悯而又苍凉肃静，读来确乎是能令人落泪的。
于是，我也就忽地懂了台湾老人的眼泪，一滴一滴，吧嗒吧嗒，混浊而又晶莹，沉重而又轻盈，是穿越了海峡，隔了万水千山与几十载春寒料峭姗姗来迟的满足的叹息。
想起陈晓卿老师在《人间至味》里写到：最优质的食物往往只需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保留其本真的原味。一番品咂，发现倒果真没人会被一桌子精调细作的山珍海味勾起胸中什么情思吧。一个典型的中国食客，他筷子夹起的是菜，牙齿咀嚼的是回忆，喉咙咽下的是情怀。当他远在异国的时候，他会如求乳的婴儿般急切地寻找“唐人街”所在——也许只为尝一个杭州的小笼包，喝一口江南的米酒，便似触了故乡的脊瓦，乐矣，欣然自喜。
而他所乐何为？乐的是简单，朴素，原汁，原味，乐的是故国风味的本真与纯净，乐的是往昔岁月记忆中的滋味尚未走散，亦未多添浮华藻饰。恰是这份“朴素”与“本真”，才是食物的脊骨，才是故乡的灵魂，就像老北平串胡同卖的豌豆黄儿，五个钱不到，便可让梁实秋先生俶尔鼻酸。
它用一种最直接的感官刺激，代表了一种精神奔赴性，一种指向终极的信仰态势，一种特殊的怀念，或眷恋。它寄寓在故国、故乡、故人种种回忆之上，于虚无中吹响了超越虚无的，归真、归家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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