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后后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没有做深入研究，但读完后也有颇多感想。
早就知道有这本小说，但一直没有读过，一是单位的图书室没有，二是逛书店也没有发现。今年春节，机缘巧合，逛徐州市户部山旧书摊，发现了一本九成新，2009年版的，2017年第二次印刷，一、二部的合集《创业史》，没有破损，没有折页，也没有留下任何眉批，甚至购书者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我想我可能是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
书摆在了床头，临睡前，有空时，随手翻阅，没有急着去读完的想法，轻轻松松，边读边思考。同时也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柳青，也想了解柳青这人。
一 未完之作
《创业史》是一部未写完的作品。柳青本想分成四部，完整描绘互助组、合作化运动的全景，无奈受政治运动干扰，再加上因病英年早逝，只完成了第一部，第二部上卷，第二部下卷没有写完。柳青去世时年仅62岁，可惜可叹！
未完之作，就像是断臂维纳斯，少了双臂，也难掩其美丽。未写完，不能说柳青心中没有完整的《创业史》，他心中肯定是有一部完整的《创业史》。
柳青，解放初期，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的职务，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不久又辞去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到渭河南岸的乡村，一待就是十多年。离开大城市，辞去高官，放弃优渥的生活，扎根农村，是什么样的情怀？人品是何等的高洁？在当下，恐怕再难有这样的人物。
1960年4月，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10万册的全部稿酬16065元，捐给王曲公社做工业基建费用；1961年开始写《创业史》第二部时，他向中国青年出版社预借5500元稿费，为皇甫村支付高压电线、电杆费用。万元户，在二十多年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所描写的八十年代，都是稀罕物，有时还需要去造假。
这样的作家，不愿做高官，可以说是与世无争，扎根乡村，一心搞创作，不妨碍任何人，政治立场也没有问题，讴歌当时红红火火的合作化运动，不为名，不为利，有思想，有见解，更不会为挣钱胡说八道，文革中竟然还受到了冲击迫害，创作也不得不停下来，有点让我感觉不可思议。
柳青熬过了文革，但身体又出了毛病，真是天妒英才。假使，柳青生命再延长二十年，恐怕《创业史》也无法续写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代的主题变了。但无论如何，《创业史》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二 释疑解惑
有时和朋友闲聊，有些朋友会说，解放后他们家成分高，是地主（或富农），这时说成分高绝没有一丁点羞耻的成分，反而更多的是沾沾自喜，有点为祖上的有钱而骄傲，就像阿Q念念不忘祖上也阔过。同时会说，他们家的土地，他们家的钱，都是辛勤劳动所得来，都是拼命节约所积攒，哪里有一点的剥削，解放后，家产都被分了，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受死了。是这样吗？为什么要剥夺这些人的财产？从《创业史》中，你会找到答案。
《创业史》中的蛤蟆滩，没有大地主，唯一有一户富农姚士杰，有一户富裕中农郭世富，其他都是中农和贫农。说到底，这两人也都是农民，靠自己祖辈，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又有没遇到天灾人祸，逐渐积攒下了财富，有了财富以后，自然会运用高利贷对穷人进行了盘剥，越来越富。高利贷在当时是合法合情合理的，有些人不认为是剥削，也很正常。当然小说中也有贩卖鸦片的地主，但那不是小说中的主角。
在土地、牲畜、大车等农业生产资料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无法让大多数农民富裕起来，走上幸福之路。农忙，贫农没有牲口，就赶不上农时，使用地主、富农的牲畜，要花钱，不可能白用。就是平时碾米磨面，要么自己推磨，要么借地主、富农的牲畜，也不能白用，要么花钱，要么欠人情债。有难时，春荒时，还要向地主富农借高利贷度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也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你看梁生宝去外地购来了稻种，政府还要下派农技员做技术支持；也不利于兴修水利设施，你看梁大老汉一想到为自己的二亩地打个井，又感觉不值得。
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分给了贫民，如果不走集体化道路，要不了多久，财富又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只不过是地主富家分农换了不同的人而已。
的确，地主富农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大奸大恶”，不光《创业史》中是这样，就是《白鹿原》中的白稼轩、鹿子霖，虽然有时也作恶，但绝对不是大奸大恶，十恶不赦。
但时代的发展，必须剥夺地主富农的财产，必须走合作化道路。但这合作化道路，也不是强迫的，而是用事实不断教育农民，逐步完成的。
我的老家，徐州东郊的农村，直到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还有一户单干户，一个老光棍，守着几亩土地，没有加入集体。
三 青萍之末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应是柳青写作的特点，这样一来，读小说时就少了点刺激，少了点悬念，少了让人一气读完的感觉。但更让人感觉真实可信，其观点更利于读者接受。
《创业史》描写的是轰轰烈烈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但柳青在小说中，没有用很多笔墨去描写宏大的场面，都是从一些小事、一些细节写起。
比如描写小说主人翁梁生宝一心为集体，所做的工作也都是一些小事，都是一些细节，没有过激的行为，不温不火，但无比坚定。再如描写灯塔社建社中的曲折，牲口合棚，引起人们担心的却是气味不好，会熏的牲口不吃草，谁家的牲口多吃几口料，等等这样的小事；再如，国民党兵痞白占魁用马车给社里拉500年黄豆，上坡时坐在车上不下来，就这小事，却引起众人的反感，引出梁大老汉，拉马买马的闹剧。
四 时势异也
当今人们，如果再读《创业史》，自然会反思互助组、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必要性。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释放出的巨大潜力，农村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有部分人会用这事实去否定互助组、合作化。
解放初期，为什么大多数贫苦农民支持互助组、合作化？这是因为他们解放前吃的苦太多，受的罪太多。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互助组合作化带来的巨大好处。事实也是如此，没有合作化，农田水利设施如何能够快速兴修，新技术如何能够快速推广，就是扫盲也不可能进行了这么快，这么彻底。到了七十年代，小孩子不上学的，几乎没有了。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为什么很多人支持分田到户单干？我感觉，是解放后新出生的一代，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也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没有对劳动的热爱，虽然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但人的私心占了上风，不会像梁生宝那样，为了他人，宁愿个人利益受损。梁生宝解放后家庭条件，不是太好，但也绝不是最差，有劳力，有牲口，单干，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
有人会说，私心在什么时候不占上风，的确，《创业史》中的郭振山，梁生?私心杂念就很重，时刻将个人得失放在首位。但是历史的洪流，冲刷的他们，私心杂念只能停留在心底，不敢大张旗鼓的显露。
七十年代后期，虽说没有了贫富分化，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也的确不高，分田到户又成了历史的必然，只能说时势异也，时代发展必须顺应时势。但这时的农民和解放初期完全不一样了，有文化、有知识，而且数量众多。特别是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带来了很多新理念，同时扫荡了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其实，分田到户，带给农民的利益是有限的，后来大批农民进城务工，才是真正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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