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死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
夫秦之所以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秦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弊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
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祸。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解读：
六国之灭，向来是历史上讨论的重点话题，他们以相当于秦国五倍的土地、十倍的兵力，也曾经联合起来共同抗秦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然而最终灭亡的却是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苏辙之父苏洵也曾经写过一篇《六国论》，父子同题，观点有何相似不同之处？
和我们一样，苏辙在文章开始也提出自己的疑问，认为在当时一定有让六国自安之计，而怪当时缺少深谋远虑的谋士，只知道眼前的苟安，而不知终究的祸患，更不知道天下的大势。
苏辙认为，秦与六国争天下时，不在于齐楚燕赵，而在于韩魏之地。而诸侯自保之法，也不在秦，而在于韩魏。因为秦要想攻击天下，必定要经过韩魏。如果韩魏足够强大，就像当初的晋一样，那么秦国就永远没有机会攻击齐楚燕赵，则他们自然安如泰山。范雎看到了韩魏的重要性，是以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六国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应该是力挺韩魏，利用他们为屏障抵御秦国的进攻，也就是苏辙说的“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具体的办法是，当秦攻韩魏时，四国各出兵力物力支持韩魏，让他们能够发挥正面战场的抵御作用；如果秦越过韩魏攻四国时，则韩魏截断秦军的归路，让其腹背受敌。苏辙认为，如果这样，“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
苏辙的方法好不好？很好。毫无疑问，如果苏辙之法能够得到运用，秦国几乎没有统一天下的机会。然而，苏辙的方法能不能得到运用呢？不能。当时苏秦提出的合纵之法，实际就是苏辙的办法，只不过着力点略有区别，但总体是大同小异，并无特别出新之处。合纵政策虽然开始的时候进行得轰轰烈烈，苏秦也腰悬六国的相印，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发挥过真正的作用，在秦国的强大威胁前，一触而溃。苏秦之法不管用，苏辙之道同样不管用。
苏辙认为四国没有力保韩魏导致六国的相继灭亡，其父苏洵则认为，六国之败，败在赂秦。割地以贿赂秦国确实可以求得暂时之苟安，从长远来看却是壮大敌人而使自己越来越孱弱。如何抗秦？苏洵认为，“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意思是以赂秦之地封赏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待天下之奇才，同心同德，并力抗秦，秦国要想吞并六国，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相对而言，苏洵的办法恐怕比苏辙的办法更为管用。苏辙的办法，是协调齐楚燕赵共同支持韩魏，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具体根本无法做到。比如秦攻韩魏，两国需要十万兵力，花费一百万两黄金，六国之间如何分配？在利益分配面前，六个人都未必能够摆平，何况是六个国家，何况是那么多的短视者、自私自利者？更为重要的是，苏辙之法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六国之间必须要精诚团结，否则今天楚攻赵，明天燕攻齐，彼此之间攻战不已，怎么可能齐心协力支持韩魏？
我一直认为，与其从外面找原因，不如从内部找原因。六国之灭，不是灭于强大的秦国，也不是灭于彼此之间的不团结，而是灭于内部的腐败，不思进取。如果赵武灵王能够安排好接班人的问题，如果赵成王不听信反间计让廉颇继续守长平，不听郭开之言罢廉颇、杀李牧，赵国会灭亡吗？如果魏武侯不赶走吴起，魏国能够让商鞅、张仪、范雎留在本国，人尽其材，如果让信陵君能够得到足够的信任，魏国会灭亡吗？如果楚国没有内乱不已自我消耗，如果没有楚怀王的昏庸没有春申君的贪婪没有李园之乱，如果齐国没有坐山观虎斗以为是坐收渔利没有想到是坐以待毙，如果燕昭王礼贤下士之风能够得到延续如果乐毅没有出走，他们会灭亡吗？
六国之败，从人的角度来说是败给了人性：人性就是好逸恶劳，所以六国君主没有几个是兢兢业业宵衣旰食之辈；人性就是自私自利，所以他们不惜以邻为壑，而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统一战线。从根本来说，六国之败是败给了制度：人性中的好逸恶劳、自私自利，在秦国人身上同样存在，然而秦国设立了当时最为有效的军功奖励机制，农耕机制，人才管理机制。天下的人才能够源源不断的流向秦国，农民的耕种积极性大大提高能够为前线提供强大的后勤保障，三军将士能够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成为虎狼之师，加上秦国的国君几乎没有出现六国那样的混帐昏庸之辈。有此几点，何愁国家不强，何忧战争不胜！苏辙试图让六国团结抗秦而不知内修，是书生之见，失败不可避免；苏洵虽然看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却没有看到制度才是人才施展能力的最根本保障，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也非长久之计。从现在来说，亦是如此。一个国家要想强大，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强大的国防，强大的人才队伍，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还要有积极进取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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