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开篇就是一首略带哀伤的诗：
乌衣巷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诗好安静，安静得可以听到风吹动小草的声音，安静得可以听到燕子呢喃的声音，安静得可以听到岁月流过的声音，安静得可以听到诗人哀叹的声音……
滚滚红尘中，一代人老去了，在一个叫“台北”的地方，他们各自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里有舞女、歌女和上流仕女；有把余年消磨在回忆自己早年英雄事迹的高级将领和官员。
还有身上挂着与日本鬼子打仗时留下伤疤的老兵、空军遗孀、老佣人、自负甚高的小饭店老板娘等等。
白先勇把这些饱经战乱的角色罗列在我们面前，使他们所用的语言时而质朴无华、时而光芒闪烁、时而粗鄙不堪、时而生动多彩，然而总是恰如其分地和各人的身份口吻相称。
作者像天际中的一颗孤星，以坚冷如钻石的目光注视着下界光怪陆离的人世万象。
读完此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位当年打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
台儿庄这个地名第一次接触记得是在初中历史课本里，“台儿庄大捷”，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万多人，是抗战前期打的一个大胜仗，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勇气和决心，为坚持抗战乃至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事件，在后人看来，都不过是安静地躺在书本里的一行字，而对于亲历者来说，那隆隆炮声，必定时常在午夜梦回，把他们一次又一次惊醒。
在“岁除”一篇里，讲述的是一个除夕之夜，一位老荣民拎着酒去曾今的部下家里一起守岁，一边喝酒一边和部下的亲友大讲当年怎么风流、怎么打仗的往事，其中就提到了台儿庄之役。
虽然隔着白先勇先生的文字讲述，真实度有待考证，但描述的战争场面及其残酷性令我记忆犹新。
老荣民脱掉衣服，指了指胸口那块殷红发亮、碗口大小的圆疤：我赖鸣升打了一辈子的仗，勋章倒没有捞着半个，可是这个玩意儿却比“青天白日”还要稀罕呢！凭了这个玩意儿，我就有资格和你们讲“台儿庄”。
你们知道王铭章将军是怎么死的吗？
当年日本鬼子打枣峄【yì】——老子就守在那个地方！那些萝卜头的气焰还了得？战车论百，步兵两万，足足多我们一倍。我们拿什么去挡？肉身子！老弟，一夜下来，我们一团人不知打剩了几个。王铭章就是我们的团长。天亮的时候，我骑着马跟在他后头巡察，只看见火光一爆，他的头便没了，他身子还直板板坐在马上，双手抓住马缰在跑呢。
我眼睛还来不及眨，妈的！自己也挨轰下了马来，我那匹马炸得肚皮开了花，马肠子裹得我一身。日本鬼子以为我翘掉了，我们自己人也以为我翘掉了。躺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也没有人来理。后来我们军队打胜了来收尸，才把老子挖了出来。
喏，赖鸣升又指了指他右边的胸膛，就是那一炮把我半个胸膛轰走了……
那个头没了，身子还在马上跑的军人壮烈牺牲的场景像一座浮雕，彰显着中国军人誓死保卫国土的豪情壮志，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画面，让人久久不能释怀。
我去查了一下，王铭章确有其人。
王铭章（1893—1938）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师长，著名抗日将领，在中国抗日战争徐州会战中，因誓死保卫滕县（今山东滕州）而牺牲殉国，为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是中国军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
至于老荣民赖鸣升是否真有其人就不得而知了，可是我想，这么血淋淋的场面没有上过战场，是无论如何也讲不出来的，或许是白先勇先生从他老爸那或是某个下属那听来的关于一个马弁的战争故事。
最后，再说一下老荣民这个群体。所谓老荣民。他们是1949年前后随蒋氏政权到台的军人。
他们是命运悲惨的一群，原以为“三年反攻”即可与母亲、与新婚的妻子团聚，却在几十年的漫长等待中骨肉离散；他们身在军营不准婚配，从军半生后难以成家，不少人孤老终身；他们退伍后在台湾开路造桥垦荒，却因为文化不高、口音南腔北调而难以融入社会；他们少小抵台为台湾奉献一生，却被社会歧视、遗忘。文中的赖鸣升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当他年老退伍后，领了三万的退役金，却被一个野女人骗婚，最终晚景凄凉。
突然又记起一个老荣民的故事，不知道是谁讲的。有一个老荣民，随身带着一个皮箱，随时准备回大陆老家，当年老退役，这个梦想破灭后，每逢佳节，都会喝得个酩酊大醉，夜半时分，在一个小巷大喊：蒋总统——蒋总统——你说过要带我们回去的，什么时候回去？再不回去，我妈都要死了——
死别，固然难过，生离，亦是煎熬。惟愿祖国早日统一，不再上演这些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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