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64岁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作了一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讲演——《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
演讲甫一结束，据柏杨本人回忆：“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
1985年8月，此篇讲稿和柏杨数十篇同主题的演讲、杂文、采访在中国台湾结集出版，是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
时隔36年后，柏杨遗孀张香华日前表示，“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
这一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张香华近期拒绝将《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地区中学一年级的教材，她对于现在台湾教育和新课纲“去中国化”甚至“反中”的倾向无法苟同，担心“利用其书名来辱华”“（青少年）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
《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争议之书，也是属于上个时代的经典。
1985年，当《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台湾时，台湾尚是一个拥有高度“中国人认同”的社会，所谓的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基于爱之深责之切的中国人立场。
在当时的台湾社会，这种自我反思的风潮蔚然成风。1979年1月，柏杨在绿岛狱中撰写的名作《中国人史纲》首度在台北出版，第一次提出了“酱缸文化”的著名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而在柏杨爱荷华演讲的同年（1984年），龙应台也发表了名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的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在当时的台湾，批评《丑陋的中国人》火力最猛的应该就是李敖了。李敖认为，所谓丑陋的中国人只是一种刻板印象而已，柏杨将一部分中国人的丑陋加诸于所有中国人之上，是“懦夫的行为”。为此，李敖还专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丑陋的中国人》在中国大陆引发的热潮甚至超过了台湾，发行量高达数百万册。北大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回忆称：“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
“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丑陋的中国人》恰好契合了中国大陆当时反思传统文化的思潮。
按照陈晓明的说法，国内的这些批判表达了很多现实的情绪，但却找不到一个强力的资源，“但是柏杨先生宣言式的语录出现时，我想是为年轻一代对传统的反思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和佐证，就像是火柴一样点燃了某种东西，所以郁积在那里的材料突然间发光了”。
在当时大陆学人的心目中，柏杨的思想承接着五四的传统。著名作家冯骥才后来甚至将柏杨和鲁迅相提并论，“鲁迅先生的重要成就是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揭示；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所激烈批评的也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负面”，“我们对自我的批评为什么也不能接收呢？无论是鲁迅先生还是柏杨先生对国民劣根的批评，都不能平心静气以待之”。
冯骥才对柏杨显然是过誉了，但《丑陋的中国人》的时代经典意义是难以否认的。这本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同时契合了两岸中国人针对国民劣根性反思意识，或许也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巧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但不是每种经典都可以穿透时代。从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丑陋的中国人》恰恰部分暴露出了中国旧式文人缺乏社会科学训练，好大言而少实证的缺陷。
比如，柏杨主张废除方块字，而理由竟然仅仅是“今天打字那么快,计算机那么快”；再比如，柏杨批判孔子，“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当然，这些问题在《中国人史纲》里更为明显。
我想，很多人应该和我有过相似的经历。前几年，我曾经试图重读《丑陋的中国人》与《中国人史纲》，这两本书曾深深影响过我的青年时代，但后来经过学术训练的我，已经发现柏杨的书读不下去，很多论断在今日看来是过于仓促和情绪化了。
但是，在《丑陋的中国人》可能即将绝版的今天，这本书有一种意义将永不过时：自省意识。一个懂得自省和自我反思的民族绝不会是丑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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