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原名聂守信），一九二九年在昆明第一师范毕业。今天告别母校，明天教育人才，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光啊！然而这个青年人却带着忧思和苦闷走出校门，他的脸上充满对现实不满的神色。
他的好友郑兰英匆匆地赶出来，在这就要分别的时刻，他们默默地只是用深情的眼睛互相望着。前途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仿佛早已知道—失业的命运已在等待着他们！
郑兰英终于说了临别的话语：“..····坚持青年团员革命的信念，像你喜爱音乐艺术一样！”聂耳内心里接受她这个期待，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回答：“再见吧！朋友。
到了一九三O年七月，聂耳由于失业，漂泊到当时著名繁华的花花世界—上海，给一家商店当杂工。这时他唯一的财产只有一把破旧的月琴了。
聂耳往码头上搬皮箱，不小心把皮箱擦破了一个小口。老板见了暴跳如雷，一脚把他的月琴踢到江里去了。他痛心地望着渐渐被海水冲走了的月琴，几乎要流出了眼泪。
聂耳筋疲力竭地回到商店的小阁楼里歇息，忽听楼下传来哭叫声，他从小窗口探头外望，看见房东太太正在追打女佣人小红。他内心燃起了不平的怒火。
聂耳下了楼，挺身挡住房东太太。房东太太恼羞成怒，便向他发作起来。这时隔壁住着的工人老江、朱大姐夫妻两人赶出来，好说歹说才算解劝开。
一天，聂耳推车运货，路过桥头，被迎面涌来的人群阻住了。往前一看，人山人海，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忽然发现朱大姐和老江也在队伍里面。
聂耳刚想招呼朱大姐，队伍里站出一个人跳到他的车上向群众说：“同胞们！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们！今天我们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抗日······”，聂耳也不禁跟着群众喊起口号。
这时，军警开来摩托车，警笛乱叫，人声沸腾，各色传单飞扬，······那个演说的人跳下车隐身在群众队伍里。聂耳正在兴奋地望着，一个警察过来猛地把他推到马路旁边去了。
晚上，聂耳借着从天窗射过来的电灯光细看那张传单，见上面是“中国共产党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三周年宣言”。
他看了好久，才朦胧睡去。梦里，眼前又浮现了在昆明和郑兰英分别时的情景，郑兰英对他说的话：“······坚持青年团员革命的信念，像你喜爱音乐艺术一样……”
他梦里仿佛仍在白天的群众游行队伍中，跟着人们大喊口号。忽然被一个声音惊醒了。原来老板正在楼下喊他快起来打开铺子。
聂耳照旧给老板到市场上取货。在街上听见卖旧乐器摊子上的留声机正播唱着《马赛曲》，他听得出神了。
他到摊子上看了一些乐器，忽然看到一把破旧的小提琴。他像发现宝贝似的欣赏起来。摊主展开五指反复两下，告诉他说：“十五块，不贵呀！”他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提琴。
回到店铺里，老板正在结账，给了他十二块钱。聂耳刚想问，老板说：“你的半年工资，十二块！生意不好，铺子开不下去了。你自谋生路吧！
聂耳接过工钱，出了店铺，踟蹰街头，不住用手颠动着这十二块钱，这就是半年的血汗呀！
他忽然想起那把提琴，赶到市场，看见提琴还在，他踌躇了好久，终于把钱递给了摊主：“我只有十二块钱，把它卖给我吧！”摊主显出为难似的神气，端详他一会儿，才把钱接了过去。
他抱着提琴，如获至宝似的往回走。一路上不住地拉着琴弦。好像这就是他生命和希望的寄托。
他又回到小阁楼的平台上，摆起架势，拉起琴来。楼下，小红正在洗衣，也被这优美的琴声深深地吸引住了。
老板正在楼下结算闭店的账目，被琴声搅得心烦了，粗着嗓子喊：“是谁这样放肆？拿大街上拉去！”
但琴声却越来越高亢了。老板便快步上了楼，见是聂耳又回来了，眼珠一瞪，唾沫星子直喷，喊道：“我的铺店已经关了，你还回来干什么？快点滚出去！
聂耳瞟了老板一眼，走出阁楼，经过老板眼前时，“锵啷”一声，拨动了一下琴弦。把满腹忿恨都发泄在这反抗的琴声里。
聂耳被老板赶出来，无家可归，抱着小提琴在冷落的街头漫无目的地徘徊着。
夜里，他和几个穷困的黄包车工人依睡在电线杆旁。醒来，发现电线杆上有一张电影公司招考明星的广告。他仰着头望了好久，心里又产生了希望。
他来到这家电影公司投考演员。招考的经理叫他做各种动作和即兴表演。他都成功地表现出来了。
经理当即录取了他，叫他交出十块钱保证金，这可把他难住了。他失望地摊开双手，最后只好走出了电影公司。
后来，聂耳终于在一家五花歌舞班谋到了职业。在这里，他担任提琴手。
聂耳住在弄堂一间小房子里，一回来，就凭窗叹息：“到上海一年了！我就这样混下去吗？”深夜，歌舞班依然传来靡靡之音，好像故意来刺伤他的心灵。
是的，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同流合污了！他决心投考上海 音乐专科学校去学习。
学校主考钱也乐，俨然像法官似的问道：“音乐艺术怎样才能表达出纯洁的人性的优美情操？”聂耳不假思索地说：“音乐艺术并不神秘！它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时代的声音，大众的呼声·…..”
钱也乐是资产阶级音乐家，起初还认为聂耳有音乐天才，可是听他这一回答，气得眉头双竖，连连摆手，并在报考名单上使劲地画了一个大叉。聂耳无奈，只得走了出去。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占了东北。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聂耳找到了朱大姐和老江，同他们一起参加了工人游行示威。
朱大姐向聂耳介绍了他们的领导者。聂耳一看，领导女工游行示威的原来是他的同学好友郑兰英。
郑兰英离开昆明就参加了工人运动。不久前组织派她到上海来。旧友相逢，悲喜交集。互相谈着别后的情况。郑兰英说她已经改名叫郑雷电了。
郑雷电把领导工人队伍的那位同志介绍给聂耳：“这是苏平同志。”聂耳热情地和苏平握手，忽然发现他好像去年纪念“八一”集会演说的那个人，一下子怔住了。
苏平仔细端详聂耳，忽然想起来了。微笑着说：“你是推货车的那位了？”聂耳点了点头。他们一边谈着，一边领着队伍向国民党市党部冲去。
群众包围了市党部，要求国民党取消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郑雷电和朱大姐上前摘下“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牌子，群情激愤地把它捣得粉碎。
国民党特务纠集了大批军警和外国巡捕，向游行的群众冲来。朱大姐和几个工人当场被捕了。聂耳忿忿地冲向外国巡捕，敌人正要把他拉上卡车，苏平带领一队工人上前把巡捕冲散了。
聂耳和苏平、郑雷电等人在工人的掩护下，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苏平叫聂耳暂回歌舞班避一避敌人的凶焰。
聂耳回到歌舞班，激动地向歌女们讲述游行示威的事情。歌女们都全神贯注地在静听着。
聂耳正讲得兴奋的时候，一个演员进来说：“聂耳，有人找你！聂耳出门一看，原来是苏平。苏平和他谈了一些事情后，又告诉他傍晚到郊外龙华古塔上，有人和他相会。
傍晚，聂耳赶到龙华古塔，仰脸向塔望去，只见郑雷电凭栏向他招手。
两人站在古塔上向远方眺望了一会儿，郑雷电告诉聂耳：“组织决定叫我到江西参加全国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你以后可以和苏平联系·····.”
聂耳几乎流出了眼泪。郑雷电拉着他的手，用意深长地说：“我爱你！但是为了革命事业，我不能不离开这里。我祝你成为一位革命音乐家，一名共产党员！
聂耳只是望着她，不知应该怎样向她表示。临别，郑雷电送给他一个纸包，叫他在她走后再打开看。
聂耳要送她，郑雷电摆手说：“不要送，等我走远了你再走！聂耳只得站在古塔上，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晚霞的红光里。
聂耳回到歌舞班，打开纸包，原来是郑雷电送给他的一张照片。他仔细地看着相片，深深地思念着她，同时也鼓舞了自己的斗争勇气。
不久，日寇侵入了上海，上海的爱国军民掀起了著名的“一·二八”抗战。市内硝烟弥漫，闸北炮火连天。无数的难民乞食街头······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五花歌舞班也开到战区去作慰问演出。
歌舞班来到一个伤兵转运站。聂耳激动地给伤兵做慰问演讲：抗日的英雄们！感谢你们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而流血牺牲！全国人民都支持你们！”他的演讲博得了士兵的热烈欢迎。
演讲完了，歌舞班的吴经理叫演员唱歌。演员们互相观望了一会儿，不知唱哪一个歌好，最后听经理叫唱《桃花江》，大家才勉强地同声唱着“…···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战士们听了都不耐烦起来，有的瞪着眼睛，有的捂着耳朵，表示愤慨。
聂耳看到这情形，忿忿地质问经理：“日本鬼子都要把中国吞了，我们还唱这玩意儿？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这时，天空突然飞来两架敌机，炸弹在附近炸开了，演员惊慌地四处逃避。吴经理脸吓得惨白，狂喊：“不好了！
迎着炮火开过来一辆救护车，车上苏平和另外一个佩着战地记者符号的中年人正在救护伤员。苏平看见聂耳，便招呼他上了卡车。
苏平告诉聂耳，他们是党组织的战地救护队。聂耳听说是党组织的，他感到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力量，他亲切、兴奋地拉着苏平的手说：“我也要参加救护！
带记者符号的中年人微笑着说：“我们双手欢迎！”聂耳看着这人坦率的仪表，觉得他有一种不平凡的风度，正要问苏平，苏平连忙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革命戏剧家匡文韬同志！”
聂耳久闻匡文韬的盛名，二人一见如故。他们兴奋地谈着戏剧和音乐艺术，匡文韬并鼓励他要创作出革命歌曲。他们也无限感慨地谈到了抗战的情形，这使聂耳更进一步认识了革命的事业。
前线正在激烈战斗。聂耳、苏平和匡文韬冒着炮火抢救着伤员。匡文韬指着前面的战火说：“走！让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聂耳精神抖擞，也高呼道：“前进！”
聂耳回寓后，不断地思索：“一定要有中国的马赛曲！中国人民的声音！”于是他兴奋而自豪，一种力量鼓舞着他，他拿起笔开始作曲了。
窗外炮声隆隆，他眼前闪现着工人运动的壮阔情景，他写完了《民族革命进行曲》。在它的标题下面，签上了“聂耳”两字。从此他便开始使用这个名字。
聂耳拿着《民族革命进行曲》来找匡文韬和苏平。他们见了十分高兴。匡文韬拍着聂耳的肩膀说：“很好。不过要创作新的音乐，还得首先继承丰富的民族遗产。
苏平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对匡文韬说：“经党的援救，张曙同志已经出狱了！”匡文韬乐得把双手一扬说：“更好了！张曙出狱，和聂耳在一起，我们就有两位革命音乐家了！”
正说着，匡文韬的小女儿领进来一位穿长衫的人。匡文韬和苏平一看，来人正是张曙。大家相见，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经匡文韬和苏平的介绍，聂耳和张曙相识了。聂耳了解了张曙的革命经历，并从他那里学得了一些创作新音乐艺术的经验。
匡文韬看到聂耳和张曙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便亲手给他们做了一顿午餐。四个人团团围坐，边吃边谈论着革命的形势。
苏平要到北平开辟工作。临走，他介绍聂耳参加反帝大同盟。同时再参加匡文韬组织的左翼剧联。
从此，聂耳经常和匡文韬联系。这天，他要随歌舞班到南京、武汉演出。匡文韬鼓励他说：“这是好机会，沿途可以体验大众的生活。只有深刻地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了解工农的感情，才能创作出革命的音乐来。”
聂耳跟着五花歌舞班乘船溯江而上，他细心地观察两岸的风土人情。长江两岸的壮丽景色，唤起了他的豪迈激情；大江南北的劳苦群众的灾难，深深地燃起了他对现实不满的怒火。
聂耳想到歌舞班的陈旧节目，沉痛地向经理说：“我们应该看看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时代？我们要用新的歌舞唤起民众！”经理听了，连连摇头说：“不要管国家大事！再说你能搞出什么新的来？”
聂耳不再和他争辩了。他望着浩浩东去的江水，一路上写完了《铁蹄下的歌女》的新歌曲。
歌女们看了，觉得他真正写出了她们的心声，描述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大家纷纷抢着学唱。一个歌女一边唱，一边感动得哭起来了。
五花歌舞班来到南京，他们在出演排定的节目之前演出了《铁蹄下的歌女》，观众热烈欢迎，一时轰动了全市的民众。
国民党特务发觉了，扯毁了广告，封闭了戏院······经理也无可奈何，只好带歌舞班转到武汉去。一路上还喋喋不休地责怪聂耳和演员们。
原来在上海音专的钱也乐，这时已当上武汉行营处长了。他听说歌舞班到了，便带着《新生活运动歌》来找经理说：“这是委座的指示，你们要领头先唱起来。”经理满口答应了。
聂耳听说要排练反动的《新生活运动歌》，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露歌舞班和国民党当局同流合污的文章，批判了歌舞班演出庸俗下流的节目。文章发表后，观众越来越少了。
钱也乐和经理向演员们追问写文章的人，聂耳挺身而出说：“文章是我写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为什么还唱靡靡之音，替国民党掩饰丑恶的现实？······”问得钱也乐和经理张口结舌······
聂耳被经理开除了。演员们都很气愤，大家纷纷来质问经理。经理推说是钱也乐的命令。聂耳毫不犹豫地收拾行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歌舞班。
聂耳来到江边，他和纤夫一起背着纤绳，迎着暴风雨背纤。他在构思未来的《扬子江暴风雨》中《前进歌》插曲的基调。
一九三二年，他来到北平。找到苏平领导的“大众剧团”。他看见一位民间老艺人正在指导演员排演歌剧。他忽然想到匡文韬告诉他的要学习民族音乐优秀传统的问题。便用心听老艺人的演奏。
苏平听说聂耳来了。急忙从屋里迎出来，见他正听老艺人的演奏出神，便轻轻走到他的身边。
苏平陪他边走边谈着别后的经过。聂耳激动地说：“我和那些市侩主义小市民决裂了！苏平，我要去抗日，让我去东北抗日吧！”
二人进屋坐下来，苏平慢慢地说服他：“音乐就是你的武器，这里同样需要你战斗！”聂耳点头表示默许了。
聂耳在“大众剧团”，从老艺人那里学到了中国民间音乐艺术的精华，把它融化在自己的创作里，由于刻苦的努力，他的音乐艺术已臻于完美的境界。
一九三二年秋，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大众剧团”在聂耳的参加下演出了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新剧《沈阳城外》。有的观众看了感动得纷纷落泪。
监视剧场的国民党特务和警宪看了，像恶狼一样扑到舞台前，大喊：禁止演出！观众们和演员气愤地挺身而前，挡住了特务。在众怒之下，特务狼狈地溜了出去。
聂耳趁势拿过提琴走到台中央，奏起《国际歌》。观众和演员在剧场里肩并肩同声高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
事后，国民党特务封闭了剧场，大肆搜捕革命者和左翼戏剧家。根据形势，组织决定调他们到上海活动。
临行，苏平和聂耳登上古老的长城。聂耳眺望北方沦陷的河山，不禁潸然泪下。苏平激动地说：“祖国要我们革命者来拯救。你看，光明就在前面！
聂耳听到苏平的话，面对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眼前仿佛闪现出一派革命的美好前景。
聂耳和苏平到了上海，在苏平的帮助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音乐创作生命更加活跃了。他连续创作了《开路先锋》《毕业歌》等二十多支著名的乐曲。他的歌曲被大量地制成唱片。工人、学生到处唱着聂耳的歌曲。
聂耳又和匡文韬合作了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深夜，他还在为《码头苦工》一节谱曲。他回忆码头苦工的生活，眼前展开了一群苦工搬运沉重货物的形象。他仿佛听到了苦工的“嗳唷······嗳唷······”的声音。
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的演出，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可是钱也乐和几个资产阶级音乐家看了，却大加指责。他们认为这是侮辱了音乐艺术，是低级的。
钱也乐和几个“音乐家”没等演完，便恨恨地走出了剧场。但观众却在不断地拍手叫好。
钱也乐回到家，他的孩子正从学校回来，边走边唱着聂耳作曲的《卖报歌》。钱也乐恼羞成怒地大叫：“不好了！孩子也中了聂耳毒了！
钱也乐匆匆地赶到国民党张委员家里，两人合谋摧残革命艺术。张委员把写好了的一首反动歌词交给钱也乐，叫他谱曲送到电影公司，换掉正在摄制的《塞外村女》的插曲。
聂耳在摄影场里正在为《塞外村女》插曲修辞，一个女演员从老板那里拿来张委员和钱也乐合作的插曲，说老板叫用它来代替。聂耳看了非常气愤。
聂耳和演员们去找苏平商量办法。聂耳说：“老板不答应，我们也坚决不换！”苏平主张首先去和老板谈判。
聂耳他们找到老板，老板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是市党部的指示，我是生意人，只管票房价值。”苏平趁势接着说：“要换，那么把我们匡文韬先生的剧本也换下来！”
老板知道换掉匡文韬的剧本就不能再赢得观众了。他有些着慌地说：“.·····这，我的生意怎么办呀？”聂耳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可不是为了吃饭！
这时窗外开来一辆吉普车，钱也乐陪着张委员摇摇摆摆地走下车来，老板连忙向大家拱手请大家帮忙。
老板陪着张委员和钱也乐同几个资产阶级音乐家走到摄影棚里，扬扬得意地等待欣赏张委员和钱也乐的“大作”。
摄影师和演员忙乱了一阵，音乐奏起了《塞外村女》的前奏曲。张委员和几个“音乐家”竖着耳朵在听着。
乐曲渐渐转悲，化装成塞外村妇的演员开始唱起来：“扑面寒风阵阵吹，几行寒雁几行泪······”张、钱二人越听越不对了，站起来大声吼叫：“你们搞的什么鬼？
张委员上前抢过乐谱一看，上面写着“塞外村女—聂耳作曲”。不由恼火起来，指着老板鼻子责骂他们“宣传阶级斗争”，老板急得无法，连说“罪过，罪过，是搞错了……”
张委员回到国民党市党部，下令军宪、特务捣毁电影公司。这时电影公司楼前的喇叭还在广播聂耳的《开路先锋》，暴徒们听见，就像野兽一样扑上去把喇叭打碎了。
蒋介石发表“中日亲善”谈话之后，激怒了全国人民。上海工人掀起了大罢工。国民党更加疯狂地搜捕革命者。苏平来告诉聂耳，说组织决定送他到国外学习。但聂耳这时却要留下来继续战斗。
苏平告诉他组织有全面安排，这是党的决定。说着从衣袋里取出《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说：“明天临走之前把它谱好！”聂耳望着苏平说：“好！离开祖国之前，再战斗一次！”
深夜，聂耳反复低声朗诵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的眼前立刻闪现着工人斗争的火热场面和“一·二八”抗战的情景。
聂耳连夜谱完了《义勇军进行曲》。他将笔一放，推开窗子：东方火红的朝阳已经灿烂地升起来了。他迎着朝阳，一抹胜利的微笑从他那嘴角掠过。又低声唱起来·.····
聂耳把《义勇军进行曲》交给苏平。苏平看看歌曲，看看他，高兴得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我祝贺你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战斗任务！
在太阳高高升起来的时候，聂耳大步地走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的甲板上。他向苏平招手，向祖国招手：“再会吧，同志！再会吧，祖国！
聂耳离开祖国之后，不幸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死于日本。《义勇军进行曲》—我们的国歌是他的最后遗作。这支雄壮高亢的歌词，一直在鼓舞人们前进，这位革命的音乐家也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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