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人物简介（许知远有多厉害，出什么事了？）

许知远是谁？

在百科里，应该是这样的介绍，许知远，男，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

在新闻界，应该是这样介绍，许知远，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

图书领域，应该是这样介绍，许知远，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曾出版《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

而他近两年被广泛关注，还是因为他的一档叫做《十三邀》的访谈节目，带着独有的偏见，提着不合时宜的问题，跟木村拓哉尬聊，小心翼翼地捧着姜文，流着口水的看着林志玲，追问俞飞鸿的情事，以及跟马东来一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交锋。

从习惯上，许知远最接近那个站在德云社班主身旁的的于谦，三大爱好一样不差，抽烟喝酒烫头。但他们干的活儿不太一样，于谦老师的口头禅是哦？是？怎么呢？而许知远老师的嘴里基本上是文化、精神和时代。

形象上，除了招牌的卷发外，许知远的白衬衫、略紧的裤子、人字拖，以及插在屁股口袋里或是本书或是可以随时记录的手账，都是他独特的个人标识。这种搭配，似乎在显示着他继承自西方的精神传统，又同时追寻自我个性的内涵，以及藐视世俗的行走方式。

在努力挖掘历史写青年变革者：梁启超的间隙，许知远的另一本书《游荡集》面试了，不似梁启超的严肃和深沉，《游荡集》仿佛是许知远旅行中的喃喃自语，又像是穿梭在不同文化，不同人文时的朋友圈见闻，在这里，能看到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许知远的野心，也能读到在审查之下他小心翼翼地试探，更能听到他对当代公众精神贫瘠的批判，另外还有他略显矛盾的“端着”和“装”。

“文化人”与“野蛮人”

《游荡集》的开篇是《灿烂的“野蛮人”》，讲的是他采访那个曾经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的前后过程和个人感受。文中一个有趣的细节“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

这种说法，比他开着古斯特或者给我开了一瓶八二年的拉菲有韵味多了，甚至要高过给我点了一根cohiba，直逼请马友友来为我们演奏了一曲无伴奏大提琴。拉格维林Lagvulin是苏格兰威士忌圣地艾雷岛（Islay）的品牌，由于艾雷岛盛产泥煤（peat），所以该地区的威士忌普遍散发着浓郁的泥煤味。

至于什么是泥煤味，泥煤味好喝么，没喝过，也不敢问。但这样的话语中，透露着许知远对于威士忌的熟悉和执着。更重要的是，就好像在雪茄面前，一切过滤嘴都是娘炮一样，对比起喝前摇一摇的波尔多红酒，苏格兰威士忌就是男人的酒，喝酒的人就是海明威一样的纯男人，不接受任何反驳。

正是这个细节，牵扯出许知远身上第一个有趣的矛盾，也就是以“文化人”自居但却向往着“野蛮人”恣意。许知远从未掩饰过对自身知识分子、精英、媒体人、文化人的认同，并守在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角落，以自己的智识不断刺激和挑战着公众的认知。

但在这“文化人”的面具之后，许知远却向往着一颗“野蛮人”的内心，从他对姜文采访中的那种略有些怯懦的兴奋就可见一斑——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

这种反抗的钦佩，正反映出当许知远靠近姜文这个传统观念中恣意妄为的“野蛮人”时，内心掩饰不住的被激荡的冲动。许知远把姜文喻为“马龙白兰度”，而自己却想做个喝威士忌打人的“海明威”。

很多人喜欢许知远，是喜欢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一面；而很多人不喜欢许知远，则是他在不停的掩饰着快要溢出来的“野蛮人”的欲望。无论是抽烟喝酒烫头，还是人字拖，以及在文绉绉的交流中，偶尔冒出一句有些刻意的脏话，甚至是在林志玲和俞飞鸿面前那种望眼欲穿。

徘徊在文化人和野蛮人之间，许知远得意自己的理性和博学，却向往着野蛮的恣意，希望用人字拖表达对传统文人的反叛，用粗口装点自己的洒脱，用威士忌强化自己的男子气概。

其实，该是谁就是谁，装是装不出来的。

“西方”与“东方”

在《游荡集》的自序中，许知远表达了“以Jan Morris和奈保尔为榜样，他们皆周游世界、饱经人事，他们能在现实与历史间自由思考，能在写作中精确捕捉当下之情绪，并探测到它的过去与未来”。

在《两种逃离》中，许知远明确的说“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判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用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在《中国的味道》里，许知远坦陈“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怀疑中成长起来的，以至于习惯性将现实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文化的基因，这其中也包括20世纪可怕的专制和荒芜的精神世界，而决裂才意味着新生。”

显而易见，在精神上，许知远是“西方的”。正如他在做媒体的时候，经常以外国人习惯的口吻，为他们讲述中国的故事，许知远恰如其分的运用了其思维中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浸淫在东方文化中所产生的自然而然地批判。

但兜兜转转，在他的计划里，竟然出现了一套三本梁启超传记的计划，而且文中的大部份资料，以半白半文的形式呈现。“随着年龄日增，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欲望已慢慢在内心滋生。我逐渐觉得，总有些卓绝和美妙的特质，才让这个民族绵延至今，并创造出那样灿烂精致的文化。”

梁启超，不能算东方，但他是东西方交汇冲突的一个显像。许知远，也许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的落脚点，不是站在西方讲东方的故事，而是从东西方碰撞中，以他独特的视角，发掘那些被忽略的故事。

“历史的”和“现在的”

在《一个意外的预言家中》，许知远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一个过度被历史意识萦绕的空间，浓缩历史，逃逸到未来，或许是自我解放的必备手段。”

不过，在《大屠杀、卡戴珊与亚美尼亚》中，许知远又略带批判的说到，“中国的金钱与影响力正在涌向世界，但中国人的好奇心却未随之而来。对他人历史与命运的普遍漠视，也正妨碍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从总体上来看，许知远是历史的，而且有着一种独立的历史观。在《一个诗人的转变》中，许知远提出了他自己的历史意识，“首先，我根本难以定义传统……用一个笼统的‘中国传统’来说明一切，实在过分粗暴了。它不自觉掉入了‘那个’窠臼里——中华文明史静止不变的。”

许知远描绘了他心中的，一个动态的、多元的历史观，这种更贴近自由主义的观念，也符合他作为继承西方自由思想谱系而来的那种对于变化和多元价值的肯定。

虽然在《汾阳的烟尘》中，许知远说“从北京向西坐上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太原，再坐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汾阳就到了，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但在许知远的笔下，历史和未来，远远对于现在，而他所理解的现代，也是纸面上的，电影中的，某些现代人物生活里的现代。

在指责国人“对他人历史与命运普遍漠视”的时候，许知远也似乎选择性的漠视了我们所生活的“当下”，在他的语境里，现在是历史与未来之间的铺垫，是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里的垫脚石，这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连续多变”的判断的矛盾体现。在很多当下问题中发声的缺失，不知是许知远已经厌倦了做一个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由于商人的身份已经限制了他无法畅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