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史记》中太史公为人物立传的标准—“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传。”—文正公实配“世家”之列。后人读历史名人传记的意义大概也包含在太史公立传的标准之中了。或慕忠信，或垂功名，为自己确立一榜样示范，得以在相似的境遇中寻找相通的应对策略和方法，从这点上来说，名人传记是没有任何贬义的成功学。
张宏杰的《曾国藩传》便是一部具有实践意义的成功学，他以时间为轴，记录了一个资质平庸、体弱多病的农家读书子弟依靠传统儒学和理学，由科举而翰林至封侯终入圣的非凡之路。自我的勤奋与自省，时代的机遇，对手的砥砺，读之可信，思之可敬。
人物传记历来从氏族开始溯源，一者有光宗耀祖的文化传统，更重要的是梳理一个人的成功的轨迹，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往前找寻，前一事为后一事之因，最终指向其少年成长的家庭环境。从宋朝开始至曾国藩的时候，五六百年间，曾氏没有出一个秀才，偏偏到了曾国藩这一代才突然想考取功名吗？并非如此，其爷爷青年时被人嘲讽才立志培养后代读书科考，多么朴素的起点动机！爷爷没读过书，只能发恨耕田打基础，让儿子考，结果曾国藩的父亲考了四十多岁才中秀才，前两代人的铺垫积累大致就结束了，爷爷播了一个读书的意念种子，父亲考了几十年才算踏进门槛。
另外一提的是，曾国藩是考了七次才中举，和其父亲前后相差一届，这既说明父亲中举对他没有提携之力，也说明他本人资质一般，至少不及后来李鸿章、梁启超少年登科那样顺遂。这就是曾国藩的起点，天资和背景可以说是相当普通，普通到绝大多数都可以够得着的地步！
就是这样的起点，最后达到可以说是整个清代历史，汉人凭军功获得的最高成就—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进阶之道既是非常之速度，又是常人无法想象之艰难。要知道曾国藩刚进京做官时，从气质到学养都相当庸俗，大概就和我们现在说的“愣头青”类似。入京之前，基本上除了“科举教材”没读过“闲书”，到了翰林院才知道什么是学术风范、什么是大儒本色，才开始由“锐意功名”转向“学做圣人”。
进阶的过程细节有待读者细细品味，比如自我管理的十二条标准、与同僚和统治者的矛盾、门生的背叛、用制度解决道德问题的管理策略、撤湘留淮的妙手等等，每一枝节都会有不同的感思。
最后说下时代机遇。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是曾国藩实践和检验自己“理学修养”的契机，也由此完成“立德立功立言”入圣的“资本积累”。
曾国藩以文人带兵的动力，来于捍卫儒学名教的使命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这种强烈的士人卫道的责任感让他铁肩担道义，学精卫以填海。汉人统兵权，在清朝是大防，曾国藩一直是在“客位虚悬”的情况下筹建湘军，直到太平天国后期攻打安庆之时，才拿到两江总督的实权。在政治上没有实权没有军饷，在文化传统上“名不正言不顺”，“立功”之难唯有读者细读方可体味，三言两语不可概述！
曾国藩前后培养的军机大臣、尚书、大学士、总督、巡抚等等不计其数，“文武错落半天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胸怀气度与刚入京时简直天差之别。天津教案一事，分外感人。不仅自己成功成才，还甘为人梯，不惜个人荣辱，为学生铺路，将衣钵交给李鸿章。
曾国藩由乡野子弟到“古今完人”、“功比周公孔孟”的蜕变，全得益于于儒学传统，证明了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这也可以部分抵消对儒学“空疏无用”的指摘，相信无论对今人以至于后世读者，曾国藩都是当之无愧的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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