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破陋习（孙中山铲除恶俗政令）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领导制定了一系列的铲除封建恶俗政策法令，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改革和进步，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的改革具有深远影响。

剪发辫

中国自秦汉至宋朝，男子均束发于头顶。清军入关后，强令男子剃发、留辫子。这样的发式，是民族压迫的标志。留学海外多年的孙中山，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他认为男子留长辫是清朝贵族奴役汉族人民，是封建残余，男不男、女不女，不雅观、不方便、不卫生。长年为革命奔波，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的孙中山，1895年12月就剪掉象征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辫子。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决心推行全民剪辫。1912年1月5日，总统府秘书处以大总统名义发出《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要求“令到之日，限20日一律剪除净尽”。上海遵照《剪辫令》精神发布的《布告》称：“强制人民把头发编成辫子，是地球五大洲之怪状，是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内务部《剪辫令》发出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剪辫热潮。一些地方自发组织义务剪辫队，当场为人剪辫。孙中山首先要求总统府全体工作人员、军人剪去辫子。几天之内，总统府的军政人员一个不留地剪去了辫子，蓄留平头或西式发型。孙中山还要求军人在文官陪同下持剪刀走上街头，向老百姓宣传留辫的危害和剪辫的好处。通过宣传教育与动员说服，愿意剪辫者军人执剪当众剪去辫子。孙中山还要求官兵对百姓宣传要有信心和耐心，同时也下达了强制性剪辫命令。为使群众接受新生事物，孙中山请外国友人根据中国人的面型、头型，劳动、生活等特点和实际情况设计新发型，供各阶层人士选择蓄留。

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至1912年夏天，南京城中老百姓基本上剪掉了辫子，全国基本效仿南京，清朝统治者强加人民的枷锁被砸碎。

废缠足

缠足是束缚妇女的封建礼教，是强加给妇女的一种残忍的酷刑。深知封建恶俗残害妇女的孙中山，把妇女放足作为临时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3月11日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指出，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内务部次长居正即根据孙中山指令下达内务部令，要求各省立即将已缠足者放开，未缠足者不许再缠。如有违抗命令者，无论官员家属一律予以重罚。命令下达后，各省遵令执行。自此，受世界讥讽的千年缠足恶俗，得到根本的改观，日臻革除。

改服饰

清代服饰，统一着长袍马褂。孙中山认为这是专制统治的象征，冠裳落后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服饰文化的落后。他深刻地指出“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赴日本在横滨“易西服”。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他说：“从前改朝换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代不同，必须学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为军士服装下达总统令：“军士衣帽，无论阶级，一律黄色，惟领章及袖口，则照阶级分为五色。”在《临时约法》中公布服制：“男子常一是西装，一是褂袍。”由此，长袍与西服并存，彻底摒弃了清代官袍以马蹄袖、厚底靴为标志服饰。

为推行服饰改革，孙中山吸收日本学生装优点加以改造，设计出新式的中国服———中山装。日本学生装为单立领，前门襟有9个扣子，上下4个明袋。孙中山将这种服装加以改造。改单立领为立翻领，前门襟为5个明扣，上下4个平贴袋，袋口加软盖，各加钉一纽扣，既美观又可防止袋中东西遗失。袖子与衣服分开裁剪，袖口钉纽扣3颗。这种式样比西装简洁、明快，既庄重，又精神。后来，世人对中山装作具有时代特色的解释：袖口的3颗纽扣象征孙中山首创的“三民主义”，4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前襟5个明扣代表“五权宪法”。中山装的裤子参照上衣改造为：前面开缝钉暗扣；左右各设一个大暗袋，平时手可插在袋中显得洒脱自如；前右部置小暗袋，可放手表等贵重小物品；裤腰打褶裤管翻边。

孙中山不仅是中山装的设计者，而且是中山装的推广人。在各种场合他以身作则着中山装，为民众示范，引领服饰改革潮流。不多时，中山装很快流行，成为官兵平民着装的时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着西装的人多了，但是中山装魅力尤存，仍为中国男性服饰之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出席某些国事或接见军队时着中山装，就是对中山装的肯定、继承和发扬。

禁刑讯

刑讯，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付犯人或一些无辜者的一种野蛮的逼供手段。从春秋战国的五马分尸到明清的鞭笞、体罚，无一不是以人体难以承受的痛苦手段来达到执政者的目的。孙中山认为残酷的刑讯以及不人道的体罚，是社会极端落后的表现，为开明社会所不齿，为万国所摒弃、所讥讽。孙中山认为清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虐政所致，对此他深恶痛绝。在颁布的禁止刑讯的条律中孙中山强调：各级官署审理案件，不准再用苔杖枷号及其它不法刑具，罪犯应当受罚时，改鞭抽上枷为课以罚金或拘留。

改称呼

称呼，虽然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形式，但是在封建王朝时代反映的是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样的形式和制度，与孙中山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他就任大总统后一直注意政府官员之间、官民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称谓。在任时他以大总统名义饬令内务部下文通告全国：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孙中山下令：各官府人员之间均以官职相称呼，不得再称大人、小人、主人、奴才。民间普通称呼为先生或君，一律不得沿用前清官府的恶称。

废跪拜

跪拜，是愚忠愚孝的封建礼节，反映了封建社会人格的不平等。这种礼节，与孙中山信奉的“天赋人权”学说绝不相容。在临时参议院成立之前，孙中山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力主废止跪拜礼节。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高礼节为三鞠躬。孙中山的提议，各省代表以热烈鼓掌形式表示一致通过。自此，封建跪拜礼由鞠躬礼取代，在全国迅速普遍实行。

重人权

中华民国建立时，社会上存在大量“贱民”阶层。他们人生受到很大限制，长年累月衣不遮体食不裹腹，生存权利得不到保证和保障。更有甚者一旦“贱民”加身，就得世代相袭，真可谓“一人蒙垢，辱及子孙”。如此蹂躏人权，是与孙中山制定和颁行的《临时约法》中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国保障人权的原则和精神不相容的。一直立志改变这种状况的孙中山痛心疾首地说：“此情与奴隶有何不同，如不改，谈何共和民主？谈何民生民权？”临时政府刚成立，孙中山立即通令改“贱民”身份，正式宣告：“当兹共和告成，人道彰明之际，岂容此等苛令久存，为民国玷？”庄严宣布：所有贱民，对于国家社会一切权利，公权若选举、参政等，私权若居住、言论等均一体享有，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