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历史上，沈括是政治家、自然科学家，其所著的《梦溪笔谈》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创造了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但成绩归成绩，学术归学术，其实，沈括的人品在宋朝还是广受诟病的。
王安石变法，得到了当朝皇帝的支持，也得到了许多大臣们的支持，这其中就有沈括。凡是在重要会议场合，必然要称赞新法的诸多益处，表示自己全力支持新法。对于他的这种鼎力支持，王安石自然感激不尽，也没少在皇帝那里说沈括好话，皇帝被王安石说动，即命沈括为访察使，下到各地察看变法执行情况及效益。
沈括下去转了小半年，回来后向皇帝讲述了各地新气象，皇帝非常高兴，称王安石、沈括为肱股之臣。这个时候，沈括官场生涯可谓达到了顶峰。话说到这里，如果说沈括真的懂新政，真心支持新政，这番溢美之辞值得称赞。可是，沈括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说的这番话是不是真的呢？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却完全暴露了沈括的企图。
王安石变法到了后来，因为触及各方利益矛盾，变法变不下去了，宰相也被罢免了。按照先前沈括对王安石的态度，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拉王安石一把，共同出力再推新政。可谁都没想到，自从王安石被罢相后，沈括突然间变脸了。
没过几天，沈括便向当朝宰相吴充上了一折，把王安石批得狗血淋头，一一列举新法的种种弊端。
吴充顿时感到十分气愤，你沈括先前是怎么表扬新法的，好个家伙，王安石走了，你又开始贬低新法，你这完全是墙头草行为，完全是在为自己捞资本啊，这事后来宋神宗都知道了，从此对沈括烦感至极。
1065年，苏轼进京并被安排进了史馆，与沈括同在崇文院任职。二人本无瓜葛，但由于苏轼当时反对新法，而沈括看王安石得势，支持新法，二人有了一些争论。苏轼雄辩，沈括有时在言语是吃亏的。
苏轼外放杭州通判后，二人从此再无争论。这一年，沈括被任命为两浙访察使，到了杭州。苏轼见老同事过来，热情接待。至于以前的争论，已经有了胜负，苏轼外放说明沈括已经赢了。
苏轼为人豁达，见老同事来了，自己现在也是远离权力中心，以为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可沈括可不是这样想，他问苏轼，这几年可有诗词新作，苏轼谦虚地说了一些。沈括便将自己的身段压得很低，求赐新作拜读。
苏轼没多想，便将近期的新作抄了一些给沈括。谁知，这一抄可好，给自己招来了大祸，沈括对于以前苏轼在京城与他辩法时败阵，还在耿耿于怀。于是，他从苏轼新作中扣字眼，并作了歪曲解读，将所有他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全都作了批注，并密呈与苏轼有过节的御史台李定。李定看到机会来了，哪里会放过，立即把这个密件呈报皇帝，说苏轼的诗词中讥讽朝廷，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最后差点要了苏轼的命。
搞笑的是还在后面，永乐之役失利后，镇守米脂的沈括负有救援不利的责任，被闲废在润州。这时苏轼得势，沈括便极尽羡媚，对苏轼迎谒“甚恭”简直让人瞧不起，苏轼当然也不会理他。知道再无希望的沈括，只好窝在家里，天天写他的《梦溪笔谈》了，直到最后离世。
看来，沈括这一辈子很想在政治上有点建树，但最后郁郁而终。这谁都不怪，恐怕只能怪他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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