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连接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跚，
我踟蹶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穆旦（1918-1977)，诗人兼翻译家。原名查良铮。原籍浙江海宁，生于天津。一九四○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之后，曾在抗战的军队服务过一段时间，主办过报纸。一九四八年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读书。一九五一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五三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不幸逝世。已出版的诗集有：《探险队》、《旗》，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穆旦诗选》。此外，还出版过拜伦、雪莱、普希金、别林斯基等人的诗作、美学论文的译作集多种。
《赞美》是一首规模比较宏大，波动着激情的诗。作者仿佛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着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这大地是辽阔而美丽的，有”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有美丽的”河流和草原”，动听的”鸡鸣和狗吠”。但这却是一片”呼啸着干燥的风”,”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的荒凉的土地。而那些埋藏的、未埋藏的无尽的故事，却不过是”说不尽的灾难”。灾难尽管在喧嚣着，但爱情是存在的。她沉默着，象天空飞翔的群鹰一般沉默着，沉默中却有着活跃的生命。正是这爱激励着诗中的”我”，这”我”对这土地”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不管现实中灾难如何猖獗，但”我”是和这土地一起受难，呻吟着过来的，对这土地充满了爱，而且从这爱的力量，他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史实：”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诗的第二段，作者把激荡起来的感情，忽然凝聚到一个农夫身上，他粗糙的身躯，”行进在田野上”，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他本可以在这里继续耕耘的，但他却把犁翻起的祖先”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不得已要离开这土地。降临到他身上的只有”忧患”;那些孩子们的”饥饿”、”凝聚着黑暗的茅屋”、”不可知的恐怖”等向他袭来。而他仍然向前走着，走向抗战的队伍，去把自己”溶进大众的爱”,”溶进死亡里”，但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眼泪”。他向前走去，”从不回头诅咒”。
这里，写的是农夫，又何尝不是我们的人民的形象！作者正是把他当作人民的象征，所以有”不能给（他）以幸福”而”失去了拥抱的安慰”，而感到不能为之尽贵的疚愧和痛苦。诗以诗中的”我”，在现实的虫鸣和雁声中，在”多年耻辱的历史”的”无言的痛苦”中，踟署、思考、等待而结束。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忧虑和希冀。
由于世界观等方面的原因，作者不可能在诗中指出祖国的更为光明的前途，但全诗自首至尾澎湃着火热的爱，这爱，是极为真挚而深沉的。这真挚和深沉的感受，来自作者与祖国共同经历过的现实的痛苦，和思考体验过以往历史的悲怆。这痛苦和悲怆仿佛是包围在四周的苦难，而作者的描写，又相当概括，真切动人，偶有震撼心灵之笔。这样就形成后有痛苦历史，前有亡国危险的紧迫感，甚至是逼迫感。这种逼迫感，几乎在所有诗句中流动，形成一种能卷起沉淀的、冲刷污迹的、有厚度的、大流量的爱的浪潮。而每段的末尾一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则是作者发自肺腑深处的”带血”的呼喊，沉雄、凝重而有力。
作者曾被人称为中国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他的诗，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多，而较多采用的是西方一些诗歌流派的艺术手法，如应用象征、通感、变位、朦胧的手法，铸造一种玄虚、奇特的意境等，使得有些诗不易被人看懂。在这首诗中，也多少带有这些痕迹。正如他的诗友说的，在这首诗中也可看出，作者由表现一个残缺的”我”，而期待着一个”完整的’我’的完成”。这个”我”当然不完全是是作者自己，也可理解为国家人民，这种所谓”完成自我”的理论，却不是现实主义的理论。从理论到手法来说，有人把他和另外八个艺术情趣相近的诗人，合称为现代派，或称”九叶诗人”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作者本人和历史的原因，这首诗也不大可能写成象西方那种完全”晦涩”和”虚无”的真正的现代派作品。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作那样完全脱离现实的尝试。从这首诗来说，不仅不存在故弄玄虚、无病呻吟的问题，而且，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写实的特点，它是当时中国现实生活的概括。无可否认，它是一首从中国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萌发和生长起来的诗。它展示着人民的苦痛，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因而是有它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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