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刘震云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这位日后优秀的作家、编剧在儿时并没有作家梦，农村出身的他连理想都特别务实，第一志愿是当不会饿肚子的厨师，第二志愿是加入热闹的乡村戏班帮他们敲梆子，第三志愿则是当一名乡村老师。

而在20岁之前，刘震云也确实按照自己心中理想的人生轨迹不断行进着，1973年，14岁的他在乡村土生土长，有了一副健康的体魄，借着身高优势，家中帮他虚报年龄前往甘肃参军。

五年的军旅生活塑造了他坚毅的品格与良好的生活习惯，1978年复员后，刘震云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之一，回到了河南老家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

乡村平静安稳的生活虽然美好，但年轻的刘震云渐渐有了”不安分”的心思，男儿志在四方，又怎能一辈子在老家这三分地里安于现状？他的舅舅告诉他，只有走出去才是改变命运的方法，刘震云深以为然。

年轻时的刘震云

恰逢高考重新开放，刘震云抓住时机，发挥了自己”笨人”的本色，一步一个脚印地勤奋学习，白天上课已是十分疲惫，晚上仍然坚持夜夜复习。

努力加上天分，他笨拙的付出有了回报，同年，刘震云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了北大中文系，跨过这中国最高学府的门槛，人生也自此出现转折。

在北大勤奋学习数年，1982年毕业后，刘震云进入《农民日报》工作，但这仍不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终点，在报社进行了五年的积累后，刘震云的创作才华开始进入井喷阶段。

1987年，他开始在《人民文学》发表《一地鸡毛》等小说作品，其后《温故流传》、《刘震云》、《手机》等作品相继出世。

他的作品无不充斥着过往乡土生活的印记，因此评价也褒贬不一，有人痛斥《一地鸡毛》不算小说，只是记录主人公一家生活的流水账。刘震云不以为意，仍然选择了最笨的一条路，持续地进行着风格突出的写作，最终塑造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

刘震云的成功与他所信奉的”笨人”哲学是分不开的，他从不认为这世上存在着天生才华横溢的聪明人，而更喜欢十年磨一剑的笨人，在生活习惯方面，他也将同样的风格贯彻到底，几十年来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跑步十公里，风雨无阻，将自己锻造为了锋利的宝剑。

刘震云

追今抚昔，知识分子为民族先驱

作为北大的杰出校友，刘震云受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并没有端出大作家、大编剧的架子，将原本通俗易懂的道理讲得晦涩深奥，而是从回忆自己的北大校园生活开始，风趣亲切间拉近了与同学的距离。

他没有避讳自己的农村出身，从菜的价格说到同学间的关系，在离别的愁绪中增添了几分校友的情谊。刘震云进而延展到了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这个庞大的话题。

刘震云讲道：

“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考虑未来。

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一样，要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刘震云

刘震云还特意将北大校徽的设计者——鲁迅先生，笔下的三个经典人物提出来做具体分析，他认为阿Q是传统的父亲形象，祥林嫂则是母亲形象，将悲剧讲成喜剧，孔乙己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腿被打断了，看得远处比平常人还要挨近“。

刘震云将那段时间中华民族的闭塞不前归咎于知识分子的目光短浅。可以看出，刘震云对作为民族先驱的知识分子是寄予厚望的，他们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也更需明白自我的定位。

借着对知识分子的嘱托，刘震云再度开启了下个大话题，即对中华民族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民族不缺人，不缺钱，但是缺乏远见。

刘震云讲道：”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何以出现如此局面？正是因为缺少刘震云口中的笨人，太多的聪明人选择了捷径与投机，但却因小聪明而失了大智慧，刘震云从来不觉得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和没有近路的，但这种聪明只会使个体受益，对民族整体的发展有益无害。

刘震云

人生导师，平凡中的”笨人”真谛

为了更好地阐述自己的”笨人”哲学，刘震云还在演讲中分享了自己的两位人生导师，并不是什么大教授和大学究，而是他的外祖母和舅舅，两个出生农村的普通人。

刘震云的外祖母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人，却在十里八乡远近闻名，是一个令人相信她做什么都能做到很好的女人。

她身量娇小，只有一米五六，割麦子的速度却连身体健硕的男人也比不上她，小时候的刘震云曾好奇向外婆讨教秘诀，外婆却告诉他从来没有秘诀，只是在别人直起腰来休息时继续干活，她从不直腰，不割完所有的麦子绝不休息，因为她深知人的惰性，只要休息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一百次。

刘震云的舅舅则是一个出色的木匠，方圆四十里内没有人的木工活能胜过他。而在刘震云向舅舅讨教秘诀时，得到了类似外婆的说法，舅舅也并没有可以省力的捷径，唯一的方法就是花费比别的木匠更多的时间。

刘震云和他的外祖母

别的木匠花三天就可以打出一个箱子，而他则要花费足足六天精雕细琢。正是这种匠人精神为舅舅创造了好口碑，除此之外，就是舅舅本身对于木工活的痴迷与热爱，选择木匠作为职业并非全为了谋生，更是发自内心的喜爱。

他十分喜爱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看到不同的树都会在心中盘算松木、柏木、楠木等不同特质的木材分别适合打造成什么样的器皿……

这就是刘震云口中的”笨人”，他们并非真正的蠢笨，也知道走捷径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最大化，却并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埋首于自己擅长的领域，专注到底，以全部的时间与心力奉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也因此达到了他人达不到的境界与高度。

刘震云的”笨人”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百炼成钢的匠人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知易行难的。

刘震云

我们民族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笨人”，人人都只顾着为自己争名夺利，将小聪明在小圈子里兜兜转转，社会自然难以进步。

面对浮躁的现状也应当保持不卑不亢的本心，在各行各业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不急功近利，不追求所谓的诀窍，而向着一个方向永不停歇地前进，深入钻研，才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华彩。

笨人的哲学，正在于精雕细琢的匠人精神与不卑不亢的赤子之心。

他的经历一步一个阶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参军，民办老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入报社工作开始文学创作，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 2011年5月，正式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凸显了他在文学领域的天赋和才华。他的长篇小说有：《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

近年刘震云因电影《手机2》卷入一片骂战中，他一再说自己不是影视圈儿的人，但他有八次因剧本或是编剧获奖。

他的小说很有可读性，故事性强，他的作品塑造的人物大都处于底层社会，他独有的冷静视角，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与欲望，包括自私、卑鄙、冷漠、龌龊、猥琐、狠毒、残忍等，他的笔触犀利尖锐，极具深度。

刘震云对话马东

（摘录）

笨人和聪明人是世界上两种不同的动物。笨和聪明，首先不是在做具体的事的时候，而是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你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当时我在北大，因为是毕业典礼嘛，我对下面的师弟师妹说：你千万别相信世界上没有近路可走，是有的；你千万别相信事情不可以投机，是可以投机的。

世界上成功的人，80%走的都是近路和投机的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是近路，他太聪明了。这个民族需要目光特别长远的人，有远见的人；有远见的人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到欧洲去，他们的下水道有时候是19世纪修的，为什么他们的城市不淹？我们大部分的城市一下雨就淹了，我们的路走得太近了。我们修的路，第二年要拉开再看一看，那也是因为这个路第一年修的时候没充分考虑到。

我不太喜欢三种人：装腔作势的人，装神弄鬼的人，还有以为真理就在他裤子口袋里的人。我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哪个职业高人一等。我不就是写个小说吗？我的祖先是柳敬亭，脸上有麻子，是撂地摊的。

马东老师是特别著名的主持人，你以为你在电视上说过几句话，你就能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和真理的化身吗？你不就是个做买卖的吗？不就赚了俩钱吗？用得着炫耀你的宠物都有私人飞机吗？你不就是个管理者吗？用得着整天耀武扬威吗？

我还特别不喜欢聪明人，聪明人就是特别爱占便宜的人。占便宜有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便宜，一种是精神的便宜。

《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写过两个人：一个是做豆腐的老杨，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当然那个老马跟马东老师不是一回事啊，不是原型——老杨是个笨人，老马是个聪明人。

老杨认为他跟老马是好朋友，但老马从心里并不认为老杨是他的好朋友，但是遇到事呢，他也找老杨帮忙。老杨刚给他帮完忙，他背后又说了好多老杨不三不四的话。

老杨知道以后有些伤感：如果我比你聪明，你利用我情有可原；你比我聪明你还利用我这个笨人，情何以堪？

我联想到生活中，你那么有钱，那么有地位，你是聪明人，还总是利用朴实的劳动人民，我只能祝这些聪明人一路走好。我是一个笨人，我是个老实人，我不愿意跟聪明人做朋友，因为我也常常上聪明人的当啊。这个民族需要目光长远的人，他们一定走的是笨路。

我们民族最缺“笨人”

刘震云北大演讲摘选

刘震云：有远见的人走的是笨路

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

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

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

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

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家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

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

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

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

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

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

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他说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

接着他又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

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

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

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